柏桦像
有关厕所的文学话题可谓多矣,古今中外不胜枚数,如按考据学的格式写来,真可以说是林林总总,涵盖不尽。本文不想做考据式的文章，仅就阅读所及，作一番适当的夹叙夹议，其目的是想提醒读者注意这个话题以及这个话题背后深藏着的文学兴味，或许我们可以通过如下文学作品中厕所意象的变迁，看到文学变迁之一斑。由于本文只限于谈论日本和中国厕所意象，因此厕所的文学意义也仅限于日本和中国文学，而后者是议论的重点。
一、风雅的厕所
文学作品中的“厕所”意象能给人风雅的形像吗？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在《关于厕所》一文中便为我们提供了这一形像。据他所述，有一次他在一家馄饨铺吃饭，突然便急，就径直去了馄饨铺深处二楼的一间厕所，当他跨开两腿往下看时，看见的却是几十尺高空之下的泥土、野草，盛开的油菜花以及翩飞的蝴蝶。作家在这样的环境中排泄甚是快活，因此他说：“粉蝶飞舞于下坠的粪便之间，下面又是菜花盛开的菜地，我想再也没有比这个更风趣的厕所了。”[1]另一次，谷崎在一个夏天去了纪州下里的悬泉堂，遇到了更令他感怀的一间厕所。这厕所位于这家古宅的幽僻处，周遭绿荫环抱，古意盎然，“厕所的臭气会立即发散到四面八方清新的空气中去，因此上厕所的心情就象在亭榭里休息一样，毫无不洁之感。”[2]接下来，他再发思古之幽情，谈到了名古屋那些上流人家厕所里的幽雅气味，并说只要闻一下这些厕所的气味，便可知道这家人的人品，可以想象一番他们过的生活。而且厕所的气味会带来一种令人留恋的美好思念。“例如少小离家老大回的人，一进家门首先到厕所去，闻一下过去熟悉的气味，便会唤起儿时的回忆，百感交集，真正产生‘我回来了’的亲切之情。”[3]他甚至还说到应在小便泄里置放牵牛花和杉树叶，并认为这是最典雅的入厕。最后，他还要修建他喜欢的厕所。这样的厕所采用古典日本式，不用抽水马桶。其设计如下：“使粪池尽量远离厕所，设在后院的花圃或菜地里。总之，使厕所的地下到粪池之间多少有点坡度，用管道相连以便把污秽之物送到粪池去。这样在地板下面便不会有吸收光线的粪池口，而是一片昏暗。虽然会有微微的幽雅的使人冥想的气味，但绝不会有令人不愉快的恶臭。”[4]
以上是谷崎有关厕所的议论，其中传递出来的厕所意象或饮食起居之面貌可谓风雅之极。从此可推出日本文学中风雅清凉的一面，看来这与厕所这一意象是大有关系的。但厕所风雅到奢侈，还要数中国古代的厕所。如元代画家倪云林的厕所便风雅得令人眩目，其奢侈程度或许可称世界第一。他每次入厕都要用大量的飞蛾翅置于壶中，放在厕所的地板上，然后排泄粪便于其中。总之，他以飞蛾翅代替细沙作为粪便的垫料，由于飞蛾翅是轻飘的物质，所以排泄下来的粪便立刻埋于其中，不露痕迹。这真是令人绝倒，飞蛾翅的垫料给人以美的无边幻想。“粪便从上面巴哒巴哒地掉下，接着无数的彩翅象烟雾般腾升飞舞，它们都是汇集在一起的干燥的、闪烁着金黄色暗光的、非常薄的云母状断片。”[5]当粪便掉下时，在你还未看清的当口，那些固体物质已被这些幻美的断片吞没了。可如此美丽风雅的入厕是要付出代价的。想想看，搜集这么多的飞蛾翅需要多少人工，而且每次入厕都要换上新的垫料。这一来，云林先生必出动大量人手，在夏季捕捉成千上万只飞蛾，以备一年之用。如此香艳优雅的入厕，唯有在精致唯美的中国古代才能做到。那可是一个一去不复返的令人怀念的古典文学时代，当然也是中国厕所最为风雅的时代。而如今“一切都变了，一种可怕的美已经诞生。”（叶芝）
二、现实主义的厕所
随着文学的变迁，一个古典时代结束了，厕所的古典意象也随之而去。那么，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遭遇的厕所又是何种模样呢？说得更切题一点，在我们的当代文学作品中，“厕所”这一意象又是如何成为一个我们生活中丑恶、尬尴和苦难的见证的呢。
我曾在《另类说唐诗》一书中这样说过：“1992年我曾住在重庆一所大学的最为简陋的住房里，楼下是幼儿园，日日喧腾，门前是臭水沟以及沟中的残渣剩饭，并已锈出暗绿，颇象闻一多写的《死水》。蚊虫、苍蝇、老鼠日夜奔忙。而最令人胆寒的却是那公共厕所，日夜恶臭熏天，入厕令人泪水长流，不能睁眼，粪便常年堆成小山，几乎要贴上屁股，但凭窗望出却是山川田野，真是美丑对照，相映成趣。”[6]这样的厕所现实，只能让我们写出“恶之花”式的文学。当然也可以写出滑稽可笑的文学，且看下面二段日本作家中野孤山所写的有关中国二十世纪初年的厕所的文字，前一段是写他刚入上海时的遭遇，后一段是写他在蜀地住客栈时的尴尬：
厕所的构造也与我国迥然不同。在一个屋子里并排砌着好几个类似我国灶坑一样的东西，每个里面放一个土陶罐（土陶罐可以取出来），各坑之间没有挡板相隔，可以一眼望穿。解手时要蹲在坑上，有时好几个人并排蹲着。我们曾经遇到过一件滑稽可笑的事情，此事发生在我等一行人第一次投宿的中式旅馆（按：须知这旅馆可在大上海呢）。投宿的第二天早上，大家起床后，纷纷诉说头天晚上的遭遇。有的为饱受臭虫的袭击而发怒，有的为床铺的简陋而抱怨，有的为卧具的凌乱而诉苦。……有一个年轻绅士，起床后直奔厕所而去，可是当时已经有一个华人先蹲在茅坑上，瞪着双眼，鼓着腮帮子，用尽了全身力气在解手。见此情景，他只好退了出来。过了一阵，见有人从厕所出来，他又进去，没想到这次里面并排蹲着两个人，他又退了出来。又过了一阵，他心想这下应该都出来了吧？他一边嘟囔一边进去一看，结果这次并排蹲着四个人，还优哉游哉地抽着烟，满脸的不在乎。见此情景，他夹着屁股，铁青着脸，不知如何是好。我们都很同情他，没敢捧腹大笑。[7]
其中大部分厕所都与猪圈并排着。在一个大坑上架着桥板，桥板只有一块，看上去很悬乎。解手时蹲在桥板上，要么与猪相对，要么屁股对着猪，二者必居其一。由于桥板不牢靠又狭窄，而且还有一半已经腐朽，因此，遵照孔子“危邦不入”之教诲，旅客就在宽敞的庭院或安全的室内墙角方便。旅店老板不仅不责怪，反而因为厕所里粪便减少而对此行为表示欢迎。[同上]
那么，芥川龙之介呢，这位神经脆弱的敏感天才在中国又遭遇了怎样的“厕所”打击。据他自己说，有一次他的日本朋友请他在上海著名的雅叙园餐馆吃饭，吃着吃着他想上厕所了，就去问跑堂的厕所在那里，“他指示我在厨房的水槽上解决。实际上在我之前，一个满身油污的厨师已经在那儿做了示范。我对此是大大的折服了。”因此，他感叹道：“味觉以外的感觉与其说是得到了满足，不如说是受到了强烈的刺激。”[8]而更刺激的还在后面，芥川在他的《中国游记》中写了许多中国式的入厕方式，在庐山旅游时，他在浔阳江面（按：指今日的九江一带的江面）上看到了这样的一幕现实：“江面上有一艘木制的军舰，架着一门仿佛还是征讨西乡隆盛[9]时曾经用过的大炮，停泊在琵琶亭的旁边。且不说浔阳江上的猩猩[10]会现身，本来以为至少里面会蔵着浪里白条张顺或者黑旋风李逵一般的人物，却没想到从眼前的船蓬里伸出一个丑陋至极的屁股，而且那只屁股竟然肆无忌惮地（请宽恕这里粗野的叙述）悠然地在江上大便。”[11]芥川本想在浔阳江上观赏熠熠的汉风，看到的却是一个中国屁股与大便，不免又是扫兴。
在当代文学作品中，书写厕所这一当代意象最具现实主义功力的应属虹影。她在她那本“美丽的、令人难以忘怀的中国史诗”（玛丽·维斯利）《饥饿的女儿》中为我们描述了当代典型的中国厕所，这种厕所正是我们苦难生活的“客观联系物”（T.S.艾略特），它成了我们朝夕相处的文学现实：“女厕所的三个茅坑脏得无处下脚，白蛆，还有拖着尾巴发黄的蛆，蠕动在坑沿，爬到脚边。”[12]因为普遍人家的室内无厕所，大家只好在清晨走10多分钟的路程去远处厕所排队等待入厕。中国厕所没有隔间，里外都站满排队的人，因此作者说：
的确，这屎拉得实在不容易，多少双眼睛盯着排泄者的前部器官，多少人提着裤子，脸上冒汗憋着大小便地候着。年龄大的，蹲上茅坑，享受自己一时的独占权。排队的人，则会毫无顾忌地盯着没门挡蔽的茅坑，她们嘴一敞开就难以封住了：谁的谁的子宫脱落，肯定是乱搞男女关系；谁的谁的下身生有红斑湿疹，是婊子，卖逼的，不烂掉才怪。
排队紧张，上厕所也紧张，我总要带样东西，装作不在意地挡在自己面前，有时是蒲扇，有时是一本书或书包。要让衣裤和鞋不沾着屎尿，又不让蠕动的白白红红的蛆爬上自己的脚，又不能让挡着自己的东西碰着茅坑的台阶，还得装随意，不能让等着的人觉得我是有意不让人看我的器官。否则，碎嘴烂嘴婆娘们必定会说我有问题，什么好东西遮起来见不得人？[13]
以上所引只是关于厕所的两个小段，虹影在书中第八章开篇便用了近五千字来描写中国厕所的全景图，其中有“红爪爪”（中国女厕独有的怪物），有在厕所里口吐蛔虫的女人，有昏倒在屎尿边的，有上霸王厕的，有乱说下流话的。芸芸众生在一个清晨拥挤在厕所，这一夺目的中国意象周围，消耗着她们一天刚开始的生命。厕所这一意象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尤为引人注目，它有着丰富的象征意义，中国人的饮食起居、精神生活全在此得以反应，这里的厕所也表现出了现实的复杂性，如通过厕所会让人产生以下联想：恶、丑、堕落、肮脏、腐烂、迷信、颓废、下流等。虹影对中国厕所意象的直面书写，让人肃然起敬，一个艺术家“他不仅担负着报道战斗的任务，而且也是一个战士，有他的历史主动性和责任。对他和对所有人一样，问题不在于说明世界，而在于参加对世界的改造。”[14]的确，虹影并非仅报道厕所，说明厕所，在她行文的背后，也就是说在她的厕所意象的背后，有一种坚韧地企图改造现实的英勇决心。
三、“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厕所
诗歌中能写厕所吗？在我记忆中第一个将厕所写入诗中的当代诗人是李亚伟。他在他那名扬天下的《中文系》一诗中第一次把厕所这一意象引入中国当代诗歌，这应是一次了不起的壮举。而这一壮举发生在20年前：“在晚上/厕所里奔出一神色慌张的讲师/他大声喊：同学们/快撤，里面有现代派”（李亚伟《中文系》）。厕所与现代派联系在一起有一种错综的机智与深刻的反讽，其中的调侃与反抗性也不言而喻，这里的厕所似乎成了现代派的战场。与此同时，厕所在中国当代诗歌中又被赋予了“狂欢”的意义（整首《中文系》就深具狂欢效果），那是青年人胆大妄为的场所，一切秩序可以在这里被破坏，一切所谓的现代派可以在这里被尽情书写。总之，这是一个语义十分丰富的意象。厕所甚至与孩子般的“胡作非为”有关。
时间到了2001年5月22日，这一天，尹丽川写出了一首真正全面与厕所有关的诗。从而彻底破了厕所不能入诗的禁忌，并且为我们带来了新的颤栗，犹如老雨果曾说波德莱尔的诗为其带来新的颤栗一样。一个新的视界为我们打开了，一种新的现实尺度为我们确立了。全诗不长，现录如下：
郊区公厕即景
蹲下去后，我就闭上了双眼屏住呼吸。耳朵没有关对面哗哗地响，动静很大我睁开眼，仰视一名老妇正提起肥大的裤子气宇轩昂地，打了个饱隔从容地系着腰带她轻微地满意地叹了口气她的头发花白她从容地系上腰带动作缓慢而熟稔可以配悲怆的交响乐也可以是默片
尹丽川这首诗在形式上并无什么新意，不象“非非”有形式上的突破，但在内容上却有极大的创新，甚至可以说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学母题。“温柔敦厚”的优雅诗法之迷信被破除了。诗人诚实地面对了自己及其生活，正如波德莱尔所说：“诗是最现实不过的。”[15]这是一首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之诗，也应了庞德（Ezra Pound）所说，所有艺术说到底都是现实主义的。用现在时髦的话说，尹丽川这首诗是一首及物的诗。正是在及物这一点上，她又如同波德莱尔一样，为我们带来了题材、内容的新颤栗，这颤栗让我们紧逼了现实并感到人在世界上一种真实的存在的形式，由此我们继续读出“这种现实主义的定义不能不考虑作为它的起因的人在现实中心的存在，因而是极为复杂的。”[16]的确，作者在现实中的思考是极为复杂的，尹丽川并不象单纯的波德莱尔那样执着地书写拾垃圾者、腐尸、恶魔、蛆虫、苍蝇、粪土（这些意象对于传统诗歌来说已经是十分惊世骇俗了），而是以一种东方似的微妙手法，通过厕所书写了普通人的沧桑、麻木、荒凉，一句话，生活就是这样，没有别的选择，也不必选择。但在面对这种残酷的现实处境时，作者又在诗中贯注了极深的慈悲。最后二句是公开的细腻的悲悯，当然也是对“恶之花”般的现实的升华。但这悲悯是以冒犯的形式出现的（这是作者一贯的风格），她提请我们注意这位老妇，她的生命“打了个饱隔”（一个最准确、最惊人的细节），“满意地叹了口气”（这是平凡之气，也是空白之气与衰败之气），可生命的本质就是如此，有时我们需要这种无知的沉沦，需要将其消耗掉。正是在这种无知并有所知的巨大张力之下，我们通过这间郊区公厕感到了作者笔下的厕所的确为我们带来了“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欢乐”（波德莱尔），这欢乐绝对配得了悲怆交响乐，也绝对令我们震动。为此，这位老妇人的形像也是我们的形像，她的“悲怆”或“默片”式的生命也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这首诗同时对所有的人都是一种提醒，这又应了罗杰·加洛蒂所说的：“艺术特有的道德不在于训诫人，而在于提醒人。”[17]这首诗提醒了我们什么是平凡的生命的消耗与流逝，什么是悲悯无助的情怀，而这一切都源于一个核心意象“公厕”。这是一首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诗歌（请允许我再重复一遍），也是鲁迅式的投枪和匕首，作者真的刺中了我们生活的痛处。另外，她象以往稳健的诗人一样仅运用已经存在的材料，并不想在诗法上作革命性的试验，但写作姿态如此极端尖锐，又必令伪善者胆寒。她对于生活的真诚和勇气不仅令人敬佩，也让我想到艾略特在评论波德莱尔时说过的一句话：“他现在与其说是一个被模仿的范例或者汲取的源泉，不如说是一个提醒人们保持真诚这一责任或神圣任务的人。”[18]这句话用在尹丽川这首诗上一点也不突兀，完全与之相配。
最后顺便说一点，尹丽川还写过另一些更加刺人心肠的诗，她甚至还写过一首诗《诅咒》，如何看待此点，仍套用艾略特在评论波德莱尔时所说：“认为人的光荣是他的拯救能力，这是对的；认为人的光荣是他的诅咒能力，也是对的。”[19]不是吗？我们在《郊区公厕即景》中既读出了悲悯也读出了诅咒，那正是作者一种深情的对现实厕所的诅咒与悲悯。这悲与咒的结合如此饱满有力，又恰好呼应了佛家语中的大悲咒！
注释
[1]谷崎润一郎：《阴翳礼赞》，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26页。 [2]同[1]，第126页。 [3]同[1]第127页。 [4]同[1]第130页。 [5]同[1]第128页。 [6]柏桦：《另类说唐诗》，经济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第195页。 [7]中野孤山：《横跨中国大陆——游蜀杂俎》，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7至第8页，第94页。 [8]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7至38页。 [9]西乡隆盛：（1827——1877）隆摩藩武士，政治家。1877年举兵叛乱发动西南战争，遭到政府军镇压，自杀而亡。 [10]在日本古典能乐中有一出名为《猩猩》的剧目，该剧以中国的浔阳江为背景，描写了浔阳江上一只擅长喝酒的猩猩的故事。 [11]同[8]，第141页。 [12]虹影：《饥饿的女儿》，四川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37页。 [13]同[12]，第139页。 [14]罗杰·加洛蒂：《论无边的现实主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68页。 [15]同[14]，第167页。 [16]同[14]，第167页。 [17]同[14]，第169页。 [18]T.S.艾略特：《艾略特诗学文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14页。 [19]同[18]，第116页。
（柏桦，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 成都 610031）